【今日热点】人口出生率降低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

编辑:小豹子/2018-07-13 01:03

  编者按: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期以来便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二者的关系存在差异化认识,但总体上多数学者认为人口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从我国发展实践看,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实施了差异的人口政策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如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有计划地控制人口以加快经济发展;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决定适时出台完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并于2016年1月1日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2017年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根据此前有关方面的判断,全面两孩的政策效果体现有滞后性,应该在2017年之后逐步显现,因此2017年出生人口数量会明显高于2016年。但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共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人口出生率从2016年的12.95‰下降到2017年的12.43‰;同时老龄化程度继续加大,60岁以上及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都有明显上升。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人口出生率降低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这一主题展开了一次小范围的圆桌讨论,从人口出生数量减少原因、对未来经济可能的影响及相关对策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我们精选了大家发言中的主要观点发布于这一期推文中,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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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二孩政策为何无法有效提高人口出生率?

  张中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个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能力、年龄、生育偏好等等;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并没有预想的大。

  张 炳(南京大学):很多国家生孩子都免一部分税,中国只是放开二孩,制度没跟上。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政策只是放宽了生育限制,但并未降低生育成本,未能改善生育预期,导致潜在的生育意愿与现实的生育约束矛盾。

  从当前三个主力生育群体看:70后生理上过了黄金生育期;80后主要受生育和养育以及就业养老等成本所限;90后可能在观念意识上有了变化,这也是最令人担心的。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近些出生率相对降低,但总人口仍在增长,只是增速降低。而这样的良好态势的形成恰恰是被国际诟病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及众多城市60、70、80后严格执行政策、作出巨大牺牲的结果,也才有了并不太大的鼓励二孩生育的政策空间。

  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发展导致人口出生率降低。当经济发展过了一个拐点后,刺激政策估计就没用了。

  张月友(长江产经智库):根据1月18日统计局的相关数据,2017年我国二孩出生占比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但仍低于预期;一孩出生占比比上年下降5个百分点。可见,我国人口出生率低,主要低在一孩出生率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两三年,我国第二次人口高峰期育龄妇女将全部退出育龄期,中国提振二孩生育率的机会已失。

  徐 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人类最终也会走向晚育少子。因为一旦一个国家进入城市化进程,各种非药物的避孕药就渗入每个家庭:(1)教育,特别是女性教育;(2)女性就业;(3)城市生活成本。

  中国的生育减少带来的最大问题,其实并非劳动力资源短缺。重要的是生育一旦进入萎缩通道,人口就会断崖式下跌,难以逆转。按中国目前的下跌趋势,人口不可能最终稳定在一个所谓的理想规模上,而是会一路下跌。

  王 宇(南京大学):人口的变动一旦形成趋势是很难通过国家政策在短期内扭转的。现在,要提高生育率,估计比当年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更难。

  生育率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升不断下降。我国当前的核心问题是未富先老,经济发展水平还未到富裕的时候,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增长出现了拐点。

  刘学军(国家发改委改革内参):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尤其是经济高增长、交通高速发达后,生育率就会下降到一个相对低的水平。这是一个全球普遍现象,也是无法阻挡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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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出生率降低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人口规模、结构、密度等,对产业的发展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从供给面看,人口的数量决定人口红利,人口的质量决定人才红利。从汗水经济转向智慧经济,取决于劳动力转变为人力资本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口出生率下降为提高人口质量提供了契机。从需求面看,一定的人口基数是潜在市场容量的基础,也是产业取得国内规模经济的条件和前提。

  中国经济之所以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与中国人口基数大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始终保持一定的人口基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盛文军(人行杭州):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人口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根本,对经济增长有影响。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同时人口增长有停滞或下降趋势,在这两大因素制约下,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必不可免。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低生育率对经济的影响,个人认为利大于害。

  (1)利在于:①为提高国民素质与人力资本质量提供机会。②符合智能化、自动化对人力的替代,有利于新技术推广与普及。③是发达经济体的共通常态,是个体化、自我化的必然。④引导需求结构向高端化、服务化发展。⑤从长远看,也是中国人口的调结构,再经过三代人左右的时间,实现人口稳定在十亿左右。

  (2)不利在于:①集中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担忧上,这一观点经不起检验。②只有多子化才能养老的担忧也经不起检验。技术进步与模式创新,会极大替代人力养老。③老人社会活力有问题,也有解决的可能。那就是安排好退出机制,为青年人提供空间与舞台。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1)人口出生总量下降,意味着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在未来会呈现下降趋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要素的短缺将制约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2)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会受到人口结构的重大影响,老龄化可能制约总需求凤凰彩票网(fh643.com)的扩张,从而使中国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长期制约。(3)年轻劳动力是社会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也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年轻劳动力的短缺会导致社会整体创新能力下降。

  孙 军(淮海工学院):中国的最大特征是人口基数大,人口红利快速消失。2017年底6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超过了2.3亿,2020年之后中国老龄化的速度还将持续加快,巨大的社保养老负担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

  丁 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对企业家精神的抑制是毁灭性的。从日本的教训来看:(1)大部分企业里,中老年的比重都在不断提升,年轻人很难有出头的机会。尤其在适合创业的30岁年龄段,很难在重要的岗位得到历练。(2)人口下降,国内市场萎缩,导致初创企业普遍缺乏投资和扩张的愿望,不愿做大。(3)老龄化导致整个社会心态消极,对新生事物,新兴产业缺乏兴趣。

  李新颜(方正和生投资):老龄化是个结构性问题,低生育率加速老龄化,深度老龄化凸显养老及劳动力短缺问题。抚养人口和劳动人口之间的平衡面临急速的挑战。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2050年前后达到峰值,然后随着人口总量的下降进入平缓期。老龄化的挑战主要在2050年之前的深度老龄化阶段。

  (1)人作为人力的角度看,人口红利已经成为过去式,人口负利及伴随而在的抚养人口激增,凸显劳动力短缺,用工成本上升,成本优势弱化会影响国际竞争力。

  (2)人作为消费人口的角度看,老龄化转折点前后会出现消费总量的断崖式下滑,对经济冲击明显。

  苏 健(南京市社会科学院):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和人口不断老化,将导致劳动力绝对与相对的减少、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储蓄率下降等问题,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沈晓杰(报人):分析人口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应该冲破传统人口红利思维的套路。在未来十多年就将出现AI和相对长生凤凰彩票欢迎你(fh643.com)不老的时代,那种靠大规模低质量人口增长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的思维,可画上句号。

  张少军(厦门大学):(1)人口数量是规模经济的基础,是中国以大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利器。(2)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属于供给侧,从需求侧来说年轻人口比年老人口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大。(3)人多不是问题,关键是组织人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方式,故应该改变对人口多的偏见。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1)大城市自然增长为负,主要为机械增长,可能导致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区域发展凋敝。(2)以年轻劳动力为主的传统产业的转移与调整,如纺织、服装、建筑、园林等传统产业。(3)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经济的市场前景依然很广阔,健康、医疗、养老、社区和终身教育产业向更广更深发展。

  包 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1)随着我国的产业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和创新密集型升级,低人口增长很可能并不会带来未来产值增速的下降,反而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2)低人口增速可能确实会在一些行业,特别是养老、医疗和家政服务业造成局部的劳动力缺口,但政府可以考虑通过补贴和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待遇和职业技能,和鼓励企业研究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行情,诊股)技术在其中的应用等方式未雨绸缪,化解潜在的供给不足的问题。

  张月友(长江产经智库):低出生率对应的是人口老龄化,低出生率对经济的影响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1)劳动力资源上。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负担率上升,劳动力会发生短缺,制造业用工成本会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也将受拖累。(2)对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生产满足老年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增加,产业朝着服务化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将加快。(3)城市化。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深,将直接给目前正在加速推进的城镇化带来反思。总之,人口老凤凰彩票官网(5557713.com)龄化对我国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楼稼平(宁波布衣):(1)2017年的人口出生数量“减少”,是比上年、比预计“少生”,但绝对数仍然是增加的,所以,至少对未来一二年间经济发展的影响,应该不大。(2)随着二孩政策的持续,以及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出生人口与老龄人口都会快速增长,可预见在今后10年内,以前独生子女潮中出生的35-40岁年龄段的上下,极可能出现两头都大的年龄结构分布状态,这意味着这个年龄段就像一根扁担,一头是高位老年抚养比,另一头是高位少儿抚养比。这对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将构成极大的挑战。(3)这种两头都大的人口年龄结构,最终会扭转人口老龄化趋势,这是二孩政策最为鼓舞人心之处,所以应当坚持不懈。

  陈 柳(长江产经智库):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农村、小城镇人口的减少,部分城镇和农村区域凋零,这就要求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在构建通达交通体系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布局时,应当考虑到中长期我国人口不足以支撑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城镇化,现在就要更加注意城镇集中和集聚,振兴乡村不是均衡用力,而是要将部分地区较早定位于生态保护区,减少开发,将生产力布局与人口集聚趋势相协调。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1)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中国工资水平进一步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竞争力大幅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批量退出;(2)抚养比大幅增加,导致中国未来社保基金不足,政府税收可能会加重,导致未来消费水平和创业创新动力不足。

  03

  对策与建议

  张中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短期内经济能力、年龄、生育偏好等因素不太容易改变情况下,国家应该在真正解决其后顾之忧方面多做些工作,比如托儿所,小孩上学等。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在取消一孩政策限制的同时,更应降低生育成本,改善生育预期,让正常的生育观念逐步回归。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配置,就业和失业保障,降低家庭税负,健全养老保障,住房改革等,需要系统推进。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出生率下降背景下,推进城市化对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应对老龄化更加重要,且必须要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在城市定居。

  盛文军(人行杭州):(1)研究加快推进实施开放政策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对内、对民资的开放要与对外开放一视同仁,同时文教体卫、重要能源资源性行业及金融也要加快混合国有制改革步伐。(2)加快市场开放,打破区域间市场割裂和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各类要素资源在全国自由流动。(3)为各类型企业和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服务,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把“最多跑一次”真正落到实处。(4)择机出台奖励人口出生政策,完善初等、高等及职业教育体系,为形成高质量人力资本奠定坚实基础。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1)放弃数量目标导向型政策,由公民自主决定生育数量:①人口政策应有代际思维观,生育主力已经推进到95后,00后也即将登场,这一群体生育观的城乡差异急剧收敛,生育偏好大幅下降;②限制与鼓励都会导致人口波动过大,让生育权回归家庭,会形成自然态的生育曲线,长期看更好;③工艺与技术进步,将大幅减少生产对人力的依赖,智能化与自动化将会填补人口下降的空白。

  (2)转向质量提升目标导向型政策。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取决于国民质量的高质量,人口政策应该向此聚焦。另外,为了保持人口不被扭曲与干预的自然态,应继续强化性别筛选,防止扭曲。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1)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政策,提高社会生育意愿;(2)引进国际人才,注意吸收年轻的高素质国际劳动力;(3)提高产业发展智能化水平,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4)发展老龄化社会所必须的各种服务业,从供给侧优化未来老龄化社会的服务供给水平。

  李新颜(方正和生投资):(1)降低生养成本,鼓励生育;(2)以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手段,实现机器代人,让人回归到机器不可替代的创造性领域中去;(3)做好老龄化相关的医疗健康、养老康复等社会性服务环节。

  苏 健(南京市社会科学院):(1)扩大教育投入规模、提高教育投入水平,变人口红利为人力资本红利。(2)不断提高技术进步,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3)实施“积极老龄化”政策,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4)全面放开生育,同时完善配套政策。除了对生育进行补贴外,更要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对生育家庭施行福利政策。

  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适应当前的人口结构,可能更现实;(2)加强教育投资,提升人力资本,更有长期之功。

  崔卫东(蓝鲸咨询):(1)放开二孩以上的生育政策。(2)建立普惠制、具有质量标准、公办的托儿所和幼儿园。(3)增加生产妇女的生育保险支付和补贴水平。(4)符合人才政策标准的产妇生产期间,继续享受人才工作期间的待遇;给予符合人才政策标准的育男3个月带薪假(政府补贴)加6个月在家上班补贴。(5)改善劳动报酬结构特别是民企劳动报酬结构,增加劳动人口收入,减免大龄劳动者税负,提高劳动人口素质,扩大劳动年龄人口基数,改进劳动年龄人口统计办法,促进劳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1)逐渐取消和淡化晚婚晚育的婚恋育儿观,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当将生育年龄提前。(2)增加幼儿园、中小学等基本义务教育及学前教育的基础设施和教师供给,努力普及高标准的15~18年的教育(含3年幼儿教育)。(3)精准制定鼓励人口生产以及区域性人口导入的相关政策。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1)充分重视农村建设;(2)全面提高人口素质;(3)在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制定和放宽在医疗、养老、社区方面的有效政策。

  邵 军:社会管理不应该有生育干预政策。

  陈 东(南京大学):立刻放开生育,以5年为期(5年不会造成人口过快增长,可控,同时也可以有一定的时间序列数据可观察)进行统计,为决策层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撑。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对于中国人口减少,民众生育率降低这种情况不必太过担心。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遵从人口下降的经济规律,在政府能做的事情有所作为就可以了,例如为老龄化提供较完善的保障措施;为提高人口素质完善教育、医疗措施;为鼓励人们创新,完善税收等措施。

  高传胜(南京大学):要走向富、强的今日中国,需要结合国内外竞争态势,重新审视当前涉及人的生、养、育和用等诸多环节的政策。

  (1)在生育方面,如果还不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可以对生育政策作进一步的结构性优化,让综合条件比较好的中等收入家庭可以生育三胎甚至四胎。

  (2)在抚养方面,如何将全民健康管理的政策真正实施起来并发挥效果则是头等大事。当前医疗卫生服务业发展受到太多的体制机制阻碍,亟待解决。

  (3)在教育方面,将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的社会人、理性人作为教育要旨。改革现行教育体制、教学方式与方法,以适应现代社会对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的需求。

  (4)在用人方面,切实推进负面清单管理,将“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让人有发挥其潜能与创造力的宽松便捷有利的宏观环境,则是积极应对中国人口社会风险、实现人才强国战略、培育创新驱动优势的最后一公里工程。

  张 宸(南京大学博士生/江苏电信):经济政策奖励生育:(1)对二孩家庭提供实质有效的经济补贴,如提供奶粉、医疗等补贴,并向二孩家庭定向减收个人所得税。(2)房价居高不下,特别是大城市房价高涨,是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只有增加土地供给,降低家庭购房的实际支出,才能降低生儿育女的成本,提高生育意愿。

  思想意识形态调整:(1)纠正过去把人当负担的片面错误意识,形成人既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的科学人口观,关键是做好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教育奢侈化是大城市家庭生育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坚决纠正教育奢侈化非理性消费的风气。

  林学军(暨南大学):(1)鼓励生育,政府就要给予生育补贴,降低个人所得税,或按家庭收入计所得税。(2)增加幼儿园和幼儿教师,解决托幼难,入学难。(3)加强女性的职业保护,对孕期、哺乳期女性给予补贴,对女性再就业或家庭主妇给予帮助和关怀。

  张月友(长江产经智库):未来,应将增加出生率的着力点放到努力提高一孩出生率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立即废除未婚先孕的限制制度。在全社会要营造未婚同居和未婚先孕的包容氛围。当然,从增加二孩出生率的出发点,根据人口结构与人口数量的变化,及时将某些发达地区的二孩政策由“放开”转为“鼓励”也是需要提上正式议事日程。

  世界各个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也并没有对低生育率听之任之,而是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一些措施去应对。比如,日本政府在2015年10月27日公布的《厚生劳动白皮书》中表示,应对少子化问题是当务之急。再比如,德国政府的政策是引进移民。而在台湾地区,台北市政府在2011年推出“祝你好孕”催生政策,内容包括每胎2万元新台币的生育奖励,5岁以下每个月2500元的育儿津贴,以及学费补助、课后看护和孕前体检,等等。

  楼稼平(宁波布衣):(1)为扁担段的人口分担抚养负荷;(2)增强扁担的承受能力,比如提高这个年龄段的人的就业收入,尤其要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创业、持业提供宽松的经营环境。只有当这个年龄段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是所有就业人口中最高的,我们才能轻松地越过这个坎。

  徐 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核心,就是放开生育,自主生育,政策的重点是让想生孩子的家庭敢生。目前看来,政策的发力点有:(1)合法婚龄再提前2岁;(2)延长女性产假,延长到6个月;(3)对男性放产假,可以3个月,并且可以选择休假时间;(4)重点解决0.5到3周岁之间的幼托问题。

  王 宇(南京大学):当前,长期的政策当然是应该鼓励生育,想方设法提高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这里的核心就在于降低养育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但是,现在看来基本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中央提出高质量的增长,其实高质量的人才是核心。当前,一方面固然要提高人口的生育意愿来解决增量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解决好当前存量的质量提升问题,加大教育和培训投入,加快技术水平的提升,才能在人口再次恢复增长的真空期,以生产效率的提升来对冲人口减低对经济的负面冲击,这个可能才是政府亟需要做的事情。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1)转变思路重视人口质量。人口数量会对经济造成影响,而人口质量则会促进经济发展。(2)进一步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水平,将劳动密集型转变成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3)注重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社会保障福利体系应当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幼儿抚育补贴、教育补贴,还应该包括大幅提高80后独生子女父母的补贴。只有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减去负担,适育年龄的人群才会增加生育意愿。

  文字整理:闫东升